国庆节前，笔者参加一调研组到辽宁进行调研。调研中发现，辽宁民营企业的发展，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已处于全国中等水平。虽然和人们的预期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至少说明东北正缓慢振兴。
从调研情况看，虽然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还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但辽宁并不是一些媒体唱衰东北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衰落”的景象。首先，辽宁民营经济的活力正在焕发，而且在一些地区得到了较快发展。例如，鞍山民营经济贡献50%以上的规上企业劳动就业、60%以上的GDP、70%左右的投资、80%左右的税收，民营企业占总企业数量的80%以上。鞍山民营企业贡献的税收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营口每年新增市场主体4.5万户，民营经济占本地区GDP比重的81%，财政收入的71%，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个百分点。从辽宁民营企业进入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名次看，辽宁有8家，排名第14位。从各城市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全国排名看，大连和沈阳都进入全国城市前20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辽宁各地涌现出一批在不同产业领域居国内领先地位的高科技或专精特新民营企业。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有：沈阳的拓荆科技，国内唯一的半导体薄膜沉积设备制造商；大连光洋集团旗下科德数控的高端五轴数控机床及其数控系统，打破了国外对高端五轴机床的垄断；鞍山的聚龙股份，国内领先的货币安全运营及数字化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纸币清分机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辽宁的问题在于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特别是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正在延滞东北振兴的步伐。辽宁的机床行业就是这样。辽宁省曾是中国机床工业的重镇。沈阳机床厂、大连机床厂当时是机械工业系统机床行业的排头兵。沈阳第一、第二、第三机床厂，大连机床厂都是“一五”期间，由机械工业部管理的国营重点企业，当时全国18家机床行业的重点国企（号称“十八罗汉”）辽宁就有4家。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制造业井喷，沈阳机床集团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作为中国机床业“领头羊”的沈阳机床集团，2004年并购了昆明机床厂，盲目做大，试图垄断车床、镗铣床市场；2005年，再并购德国希斯，试图通过购买数控机床高端技术，实现产品升级，但高端数控机床技术是买不来的。2007年，沈阳机床营收突破百亿；2011年，以180亿元的销售额登顶全球机床行业第一。但不掌握高端核心技术的销售额第一是极为虚弱的。2018年，沈阳机床集团负债202亿、负债率达99.26%；2019年再度巨亏50亿元，沈阳机床集团不得不接受破产重整。大连机床厂也经历了类似命运。最后，由央企通用技术集团重组了这两个辽宁的国有企业，资产至少缩水80%。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是，成立于1993年的民营企业大连光洋，从工控产品做起，有所积累后，开始机床数控系统的研发，从高端的五轴数控机床切入，自主研发五轴数控系统和高端数控机床，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数控机床行业最具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的龙头企业。
目前辽宁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与20世纪70年代初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有许多类似。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经历了持续近30年的经济增长繁荣期，这期间OECD国家GDP的年均增长率平均为4%，失业率保持在2%以下的低水平。这种经济和就业的增长，是基于制造业大规模生产的生产率提高和大规模消费，这是所谓“福特主义”的核心。这种生产方式主要依靠专业化生产线和低技能劳动者进行大规模生产。但该方式在1970年代初受到石油价格上涨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后发经济体崛起的严重冲击。
因为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知识含量相对较低，对管理水平的要求低，容易复制，后发国家和地区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能够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逐步转向生产技术含量更高、更多样化的装备、部件、器件，以及更多样化的产品，并不断创新出新产品、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和计算机广泛应用于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不断实现向高端产品、高端产业升级。而后发国家由于体制机制、教育、技术能力方面的原因难以实现高端产业升级，只能不断依赖进口，而有些高端产品还被限制进口。例如在机床行业，你可以大批量生产两轴、三轴的各类机床，他开始销售两轴、三轴的数控机床。你能够制造两轴、三轴的数控机床，他开始销售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而且你90%以上的数控机床不得不搭载国外公司的数控系统。你能够制造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他制造数控机床的可靠性（低故障率）、加工精度（达微米级）、复杂曲面的加工能力已经比你高出几个数量级。
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在钢铁、汽车、机床、彩电、冰箱、手机等产品的生产上，靠大规模生产的生产率优势实现了进口替代，各类产品的产量均占据了世界第一的地位，而且很多产业还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但另一方面，高质量钢材、高端芯片、超高精度机床、高精密度仪器、半导体加工设备、高性能材料部件器件等，我国仍严重依赖进口。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需要进行第二次或高端产品进口替代，解决“卡脖子”问题，并且在某些领域实现超越。辽宁曾是我国工业的重镇，制造业人力资源雄厚，有多所高水平大学和研究院所，应当在我国高端产品进口替代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我国进行第二次进口替代涉及的高端产品，一般不是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而是一些市场规模较小、专门化程度更高的专精特新产品、材料、部件或器件。如果第一次进口替代主要是引进国外或由外国专家设计的生产线，用廉价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生产，例如汽车、彩电、钢铁、玻璃；第二次进口替代则要自主研发、自己制造原来大部分依赖进口，或进口后使用受限，或根本不允许对华出口的产品、材料、部件或器件。例如，高端数控机床，飞机起落架的超高强度钢，钛铝合金涡轮叶片，高端光器件。研发制造这类产品不会对GDP做出很大贡献，但会对建设制造强国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第二次进口替代在某种意义上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或产业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基本内容。高端产品进口替代不是搞自我封闭，而是在高端市场上进行企业能力的竞争，实现高质量发展。
但第二次进口替代产品的市场规模通常比较小，产品初期的市场销售额一般仅在几亿元或十几亿元水平，而自主研发的时间长、市场风险高。目前主要是民营的专精特新企业或高科技企业进入该市场，例如前面提到的大连、沈阳的一些民营企业。由于研发高端进口替代产品的市场规模小、风险大，“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很少在自主研发上进行高强度投入，更不用说在高端进口替代产品的小市场上进行冒险投入。不过，沈阳机床确实在自主研发数控系统上进行了高强度投入，并研发出“i5”数控系统，但没有进行高端数控机床进口替代。
2007年，沈阳机床开始自主进行“i5”数控系统开发。“i5”是智能（Inelligent）、互联网（Internet）、集成（Integrate）、工业（Industry）和信息（Informa-tion）五个英文字母的缩写。“i5”一般是指“i5”数控系统，“i5”数控机床是搭载了“i5”数控系统的数控机床。沈阳机床“i5”数控系统研发的直接投入约30亿元，总投入约100亿元。2014年，沈阳机床正式推出“i5”数控机床。有学者声称：“i5”数控系统走在德国“工业4.0”的前面，它是德国“工业4.0”的榜样，也是世界上实现生产工具智能、互联的先驱产品之一。
但“i5”数控系统应用仍集中在两轴、三轴的通用低端机床产品，并未进入高端数控机床市场。有调查表明，我国数控机床进口数量在2011年到2017年期间一直维持在1.2万台左右；进口数控机床平均单价为22.4万美元，而出口数控机床平均单价仅为2.9万美元。我国数控机床与国外高端数控机床的差距主要是在可靠性、加工精度、复杂曲面加工能力上的差距，数控机床是用来加工工件的，这是数控机床的核心功能。如果“i5”数控机床在智能、互联方面走在德国“工业4.0”的前面，而在机床的核心功能上与德国机床仍存在巨大差距，靠这种增加互联网概念的创新并没有多少价值，因为它无助于解决我国高端数控机床依赖进口的问题。
“i5”数控系统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只能用在沈阳机床自己的数控机床上，主机厂自己开发的数控系统很难被其他主机厂采用，因为它们之间是竞争关系。为扩大“i5”数控系统的市场份额，2014年沈阳机床成立了金融业务板块，同时推出金融租赁服务。据2021年9月的一篇报道，“i5”数控机床一共出厂了大约2.5万台，其中大约一半直接卖给了客户，另一半卖给自己用来租赁。这种通过租赁扩大“i5”数控系统市场份额的做法，无疑增加了沈阳机床债务负担，并成为其被重组的重要原因之一。
辽宁在我国第二次进口替代中应发挥排头兵的作用。因此，辽宁的发展方式，特别是沈阳和大连，主要不应按过去的“招商引资”方式来推动发展，而应围绕辽宁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扩展产业链，扩展出更多的互补品，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态网络。这需要辽宁省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要提高培育高新技术产品生态网络的专业能力；同时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起国有企业能够在高端产品进口替代(即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体制机制和企业组织模式。
高端产品进口替代涉及产品的市场规模一般比较小、研发的周期长、市场风险大，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例如，大连光洋集团，目前其年产值不到10亿元，而高端五轴数控机床的销售还不到3亿元。高端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市场规模很小，而且高端五轴联动数控机床涉及了更多的细分市场、细分关键部件关键技术，如双轴转台、伺服驱动、伺服电机等关键功能部件，多轴联动高精度的运动控制技术、检测技术等。但对于有上万员工、销售额上百亿的沈阳机床来说，企业为了生存，为了“做大做强”，很难把研发资源投入到这样小、这样多的细分市场上。这类似于老虎不愿意去抓老鼠。但在市场机制推动下，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却能够集中资源，对市场规模小的高端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进行冒险投入。
因此，在大力引导、扶持民营中小高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进行高端产品进口替代的同时，要建立起推动国有企业进行高端产品进口替代的体制机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国资委要改变对市场竞争领域国有企业的评价考核机制，把国有企业对高端产品进口替代的贡献作为比产值利润更重要的考核指标，发挥国有企业在资源和系统集成方面的优势， 形成“1+N”的高端产品进口替代生态网络或战略联盟，N是指众多独立经营的，专业化于专用部件、材料、关键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
其次，高端产品进口替代是主要发生在大城市的现象。因为，进口替代不可能在一个缺乏必要基础设施、经济技术及人力资源匮乏的地区进行；大城市是众多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聚集地，有更大的市场空间。
19世纪末期日本东京发生的自行车进口替代现象就是如此，这可以说是日本发展早期的高端产品进口替代。19世纪末期，自行车是日本城市中非常流行的进口商品。当时，日本没有邀请美国或欧洲的企业在日本合资建厂，或模仿欧美的方式建大型自行车生产工厂。自行车进口到日本后，自行车修理店开始在大城市兴起。在东京，这种修理工作是由一两个人的修车铺完成。由于进口配件价格昂贵，许多修车铺发现不如自己制造配件，每个修车铺只专业化于一种自行车配件制造，那么制造中的难题就容易克服。众多的修车铺就可以完成所有自行车配件的制造，最后一步的组装装配由少数几家修车铺完成。日本的自行车产业链就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这也是日本制造业发展的典型模式，这种模式是把复杂产品的制造分解为多个相对简单的环节，由众多自主经营的专业化企业完成。例如，索尼公司在二战末期还只是东京一家为收音机装配厂生产电子管的小配件厂，后来发展成大型通信设备制造商。日本的汽车工业也是这种发展模式。
我国的高端产品进口替代也应当主要以这种模式在大城市，主要在特大及以上城市进行。因为特大城市（大都市区）是进行高端产品进口替代的平台，这里存在专精特新企业的生存空间。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评价考核方式也应进行调整，应把各省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大都市区）在高端产品进口替代上的贡献作为更重要的考核指标，GDP仅仅是次要指标或不作为考核评价指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